作者丨宋琼
“浩气如虹，光彩夺目，丹心耿耿，鞠躬尽瘁；对妖魔痛恨不已，对忠骨的诽谤深感愤慨，烈火熊熊，焚烧尽污秽。”每当吟诵这几句诗篇，心中便激荡起澎湃的情感，不禁深切地缅怀起我们敬爱的陶铸同志。
1967年1月4日以前的短短几个月里，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和陶铸同志有过一些难忘的接触。我亲眼看到，陶铸同志怎样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为捍卫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英勇奋战；我也亲眼看到，陶铸同志如何横眉冷对林彪、"四人帮"，同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还亲眼看到，陈伯达、江青一伙怎样施展反革命阴谋，对陶铸同志进行卑鄙狠毒的政治陷害。陶铸同志所具有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高尚品质，长时期以来深深地教育着我，激励着我。
岁月如梭，转眼间，12载光阴已逝。陶铸同志与林彪、“四人帮”英勇抗争的画面，如今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中清晰浮现。
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披着"左派"红色外衣的阴谋家、野心家，就相互勾结，猖狂地进行干扰破坏。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混乱，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妄图利用文化大革命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党内就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周恩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陶铸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投入极为艰巨复杂的伟大战斗。阴谋篡夺运动领导权的林彪"四人帮"，首先把矛头指向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陶铸同志，刚来到北京，江青就施展诡计，妄图在他身上打主意。她一面假惺惺地向陶铸同志表示亲切，说什么"你来中央工作，我们很高兴"，一面居心险恶地进行挑动，说什么邓小平同志"很凶"呀，"镇压群众"呀，"搞反动路线"呀，要陶铸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开头炮"。对于极端卑视以党的原则作交易的陶铸同志，深信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深知在党内搞突然袭击是最卑鄙最无耻的，斩钉截铁地作了回击："我不了解情况！"有眼无珠的江青，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陶铸同志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但是，江青并没有死心。她到处游说，拉帮结伙，策动当时掌管政法工作大权的那个人充当打手。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这个人按照林彪、"四人帮"的意旨：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棍子，恶狠狠地向邓小平同志打了过来。陶铸同志对他的这种卑劣行径极为不满，当即向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并且坚决不让这个人对邓小平同志的毁谤发言刊登会议简报，使它没有市场。从此，江青对陶铸同志更加怀恨在心。
怎样估计建国以后的17年，怎样估计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在 1966 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诡计多端的陈伯达、江青一伙，向全会抛出了一个所谓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三条"，把他们所谓的"黑帮"、"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塞进党的正式文件，妄图为他们打倒一切制造合法根据。陶铸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等同志一起，担负修改这个文件的任务。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陶铸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坚决驳斥了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反动观点，把"二十三条，"中有关所谓"黑线"、"黑帮"的内容和字样统统删掉；并在文件中对我们党的干部状况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改正的。他们还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以及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的建议，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军队不搞"四大"，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毛泽东同志说这个文件改得好，并亲自将其中一条归纳简化为"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就是这样制定的，提交全会顺利通过，挫败了林彪、"四人帮"在全党推销假左真右货色的阴谋。
林彪、"四人帮"顽固对抗十六条，疯狂破坏十六条。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以后，他们打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幌子，制造了所谓当权派和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帮"这样一个反动公式，煽起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妖风。已经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同志，政治局委员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并肩战斗，步调一致，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作了顽强的斗争。在那些日子里，陶铸同志和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通宵达旦地接见来自各地区和各条战线的群众代表，教育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有缺点有错误的干部当成"黑帮"；要大家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的情况，"不能把工作组某些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都当作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绝大多数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陶铸同志在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反复强调"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两条路线斗争，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那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叮嘱广大群众记取这个历史经验。他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亲自出面保护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长和一些省委书记，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负责人，身体力行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积极保护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1966年8月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抬头，少数工厂停工停产。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特别是为了防止它向农村蔓延，保证十六条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贯彻执行，同年9月间，陶铸同志根据中央常委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提出了农村县以下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城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等8项规定，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同年10月，陶铸同志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等同志一道，又提出农村县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不搞串连等5条规定，报请中央批准后下达。同年11月，陶铸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会，提出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四清"部署分批分期进行，不搞串连，要坚持8小时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这时，林彪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赤膊上阵，竟然颠倒是非，攻击省、市委书记座谈会纪要是什么"用生产压革命"，把这个座谈纪要一棍子打死。江青仗恃林彪的黑旨意，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大发雷霆，狂妄地要陶铸同志下令取消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5条规定。陶铸同志义正词严地告诉江青："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利！"江青妄图破坏革命和生产的阴谋被揭穿了，她气急败坏，大吵大闹，强逼周总理表态。周总理坚决支持陶铸同志的意见，驳斥她说："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规定的原则。对此，林彪、"四人帮"疯狂进行干扰和破坏。早在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一次会上就煽动年轻幼稚的中学生，说什么："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陶铸同志同他们针锋相对，在7月30日的一次万人大会上，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在讲话中强调："要搞真正的民主空气，有的地方说辩你一家伙，就是斗你一家伙，搞'喷气式'，这个不好！"陶铸同志还在接见群众代表的许多次会议上，反复教育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实事求是","绝不搞武斗，不搞变相体罚，不囚禁起来，不搞疲倦战术"，引导群众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办事，极力抵制林彪、"四人帮"挑动武斗的妖风。
陶铸同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陶铸同志都在和陈伯达、江青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驳斥他们的反动观点。江青和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勾结在一起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陶铸同志察觉江青销毁了一些有关林彪的材料。为此，江青很恐慌。在1966年12月的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一进门就歇斯底里地把皮包往陶铸同志面前一摔，狂喊大叫："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在敌人的法庭上、在艰苦的战争中久经考验的陶铸同志，对江青的丑恶表演十分蔑视，他当场怒斥道："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江青理屈词穷，又怕又恨。到了12月下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像疯狗一样，在一次会议上对陶铸同志猛扑过来。他们攻击陶铸同志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同志当场驳斥：“保护党的干部有何不可？”江青则指责他保护的那些人是坏人，陶铸同志反问：“有何证据？”一个与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的人见江青无言以对，便诬陷王任重同志是CC特务，将“任重”之名强加于他，对陶铸同志和王任重同志进行政治陷害。陶铸同志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警告他们：“历史不容篡改！”会议结束后，陶铸同志愤怒地说：“他们故意混淆阶级阵线！”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信赖陶铸同志。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选举陶铸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同志认为陶铸同志政治上坚定，有实际工作经验，建议在常委分工时，让陶铸同志担负更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委托陶铸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还决定陶铸同志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1966年12月下旬，毛主席和陶铸同志作了语重心长的谈话，并且决定派他在新年过后去外地考察几个省、市的运动情况。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交代陶铸同志，要他代表党中央去保一保正在受到严重冲击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12月底，周恩来同志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决定。
毛主席与周总理对陶铸同志的信任愈加深厚，林彪、"四人帮"对陶铸同志的仇恨与怒火亦随之激增，他们恨不得将陶铸同志一棒子击倒。1967年元旦过后不久，这帮老谋深算的政治恶徒便发动了他们早已策划好的反革命突袭。
1967年1月4日的午后，周恩来同志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同抵达北京体育场，亲切接见了来自教育、文化、新闻出版以及体育界的各界代表。在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同志特地叮嘱我告知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会议结束后应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及全军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列席嘉宾出席。当日下午两点，周恩来同志与陶铸同志一同抵达人民大会堂，在某一厅内商讨即将在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议题。与此同时，阴险狡诈的陈伯达、江青以及与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的某位人物，却在人民大会堂的另一会议室接待所谓的中南地区群众代表团。陈伯达在那里气焰嚣张地诬陷陶铸同志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称其为“变本加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代表”。江青则恶狠狠地指责陶铸同志“独断专行”，将他列为“敌人”。而那位与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心机深沉的人物，更是惯于先定罪后编造材料，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整理材料”，胡言乱语地宣称，只要按照他们事先编造好的“罪名”，“摆出材料”便告成功。
午后二时，中央政治局的同仁们如约抵达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与陶铸同志所在的厅内。然而，陈伯达一派却迟迟未至。周恩来同志亲自出马，敦促他们速来参加会议，却浑然不觉他们早已暗中向陶铸同志发难。陈伯达、江青等惯于指责他人为“两面派”之徒，此刻却亲自演起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两面派角色。他们故作姿态地步入厅内，随后若无其事地与陶铸同志一同参会。直至下午五点余，政治局会议方才落幕。周总理与陶铸同志未曾得暇稍作休憩，便各自分头接待群众代表。他们均未察觉，此时“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口号声已遍布大街小巷；而陈伯达、江青及与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者的讲话传单，亦在京城四处流传。对陶铸同志的诬陷舆论已蔓延成势，宛如妖风黑雾般弥漫开来。
如此一来，未经党的任何会议商议，亦未获得党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授权，更无相关文件下达，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常委，国家的副总理，以及我们敬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竟遭受陈伯达、江青等人无端的诽谤与诬陷，沦为这些人卑劣无耻政治阴谋的受害者。
敬爱的周总理对陈伯达、江青一伙恶劣行径极为愤怒。他在1月7日凌晨一点钟，接见了所谓"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1月23日夜，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又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告诉群众：“陶铸同志系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我并无理由对他产生不信任！”
“在1967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1967年元旦，他们的同伙王力宣布要“重点抓好北京和上海”。此后，他们在北京、上海掀起了反革命的风暴。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在1月初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月4日和6日，他们控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所谓“造反”宣言，宣布“夺权”。紧接着，王洪文和他的党羽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权，在全国范围内煽起了“夺权”的风潮。在北京，1月3日，林彪的死党邱会作控制的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头目发起了批判叶剑英、陈毅同志的十万人大会；同时，他们贴标语、散传单，攻击聂荣臻、徐向前同志。1月4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对陶铸同志进行了突然袭击；江青还大闹政治局，诬蔑贺龙同志是“坏人”，“要把贺龙拉下马”。1月7日至9日，林彪、"四人帮"煽动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试图揪出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谭震林以及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与此同时，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总理的大标语，散发林彪侮辱朱德委员长的传单。1月10日，陈伯达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他说：“除了陶铸，是否还有其他人？可能还有几个，至少！”他还说：“有些人民主革命时期过得去，但到社会主义时期就有很多人过不了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就有很多人过不了，当然也是‘一小撮’！”江青接着说：“与七亿人口相比，这已经很少了！”这伙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野心家，意图将那些与他们坚决斗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为“一小撮”予以打倒。
1976年1月，我们伟大祖国的上空阴云密布，妖风四起。林彪、"四人帮"妄图架空毛主席，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搞垮政治局，瘫痪国务院，全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他们陷害陶铸同志，正是这个政治大阴谋的一个行动步骤。
这是历史的真相与见证。
革命洪流势不可挡。林彪、“四人帮”逆历史潮流而行，终被时代巨轮碾得粉身碎骨，沦为世人唾弃的狗屎堆。"寒雪消融春意浓，血雨腥风育英雄"。我党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人民取得胜利。这一切，都是革命斗争中英勇捐躯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先烈的鲜血所换来的。他们的英名，包括我们敬仰的陶铸同志，将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他们的辉煌斗争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革命斗争的辉煌史册；他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向着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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