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紫禁城金銮殿上，一份来自万里之外南洋婆罗洲的地图，被使臣双手奉上。 地图上标注的，是一个面积十四万平方公里、比福建省还大一圈的国度——兰芳。 龙椅上的乾隆皇帝瞥了一眼，朱笔一挥：“天朝弃民，毋须羁縻。 ”奏折被扔进纸堆。 一块唾手可得的战略要地，就这样被大清“抛弃”了。
你能想象吗？ 就在乾隆皇帝写下那八个字的七年前，也就是1777年，广东梅县一个名叫罗芳伯的落第书生，带着跟他一样走投无路的四百名同乡矿工，闯进了婆罗洲那片被称为“金山”的原始雨林。 他们眼前是什么景象？ 遍地是随手可淘的金砂，但也遍地是骷髅。 土著部落互相砍杀，荷兰殖民者的炮舰在海岸线外游弋，海盗在河道上横行无忌。 读书人罗芳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了书本，操起了砍刀。
这不是什么浪漫的冒险故事，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战争。罗芳伯凭什么能站住脚？ 他最初靠的是教书，用文化凝聚散沙般的华人矿工。 但很快，他就展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赋。 他整合了当地二十多个分散的华人采矿公司，组建了“兰芳会”，后来发展为“兰芳公司”。 这个“公司”可不像今天的跨国公司，它更像一个拥有独立武装的自治政权。 罗芳伯联合当地一些受压迫的土著部落，甚至与部分苏丹结盟，先是剿灭了为祸一方的海盗，又平定了土著的内乱。
仗打赢了，声望就有了。 当地的一位苏丹甚至握着罗芳伯的手，要把王位让给他。这剧情是不是很熟悉？ 但罗芳伯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他拒绝了。 他不仅拒绝当国王，还干了一件在18世纪的亚洲看来极其“离经叛道”的事：他建立了一个共和国。
1777年，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在东万律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年被定为“兰芳元年”。 罗芳伯被公推为首任国家元首，但他给自己定的头衔不是“国王”，也不是“皇帝”，而是“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意思是客居海外的华人领袖。 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即便放在今天看，也充满了超前性。
国家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 全国划分为省、府、县三级，地方官员不是由上级任命，而是由当地公民投票选举产生。 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备军，实行“全民皆兵”。 青壮年平时分散在各地开矿、种地，是生产者；一旦外敌来犯，就迅速集结成军，是保卫者。 这简直就是一套“生产建设兵团”式的国防体系。
最核心的是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 兰芳实行的是禅让与民主选举的结合。 上任总长在去世或卸任前，可以推荐接班人，但这个被推荐人能否上位，必须经过全国公民的投票同意。 罗芳伯本人当了十八年总长，1795年病逝前，他推荐了文武双全的江戊伯。经过选举，江戊伯果然成为第二任大唐总长，并且干得非常出色。 这种权力交接模式，在当时的亚洲，几乎是独一份。
那么，这个国家运转得怎么样？ 答案是：好得出奇。 鼎盛时期的兰芳共和国，管辖着婆罗洲西部大片土地，控制面积最高峰时据说达到三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四百万。 经济以金矿开采为支柱，据说年产量曾超过一吨，巨大的财富被用于修路、办学、兴修水利。 他们从清朝聘请儒生前来教学，大力推广儒学，关帝庙和孔庙香火鼎盛。 他们甚至铸造了自己的货币，上面写着“兰芳通宝”。 他们还组建了强大的武装船队，在南海航行，让海盗闻风丧胆。
一个由逃亡书生和矿工建立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内，不仅生存下来，还变得繁荣富强。 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华人在海外的组织能力和创造力究竟有多强？ 但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兰芳的上空，那就是虎视眈眈的荷兰殖民者。 罗芳伯和他的继任者们非常清楚，仅凭兰芳一己之力，无法长期对抗西方列强。 他们需要一个靠山，一个能震慑荷兰人的强大后盾。很自然地，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北方，那个他们文化上的母国——大清。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建国后不久，罗芳伯就郑重地派出了使团，携带婆罗洲的地图和象征臣服的贡品，远渡重洋前往北京。 他们的请求非常明确：希望乾隆皇帝能将兰芳纳入大清版图，或者至少册封为藩属国。 使臣的奏表里写得情真意切：“兰芳僻处婆罗洲，皆天朝子民，愿纳土称藩，隶入版图，乞赐封号，以御荷兰，永为屏藩。 ”意思是，我们这里都是您的子民，愿意把土地和人民都献给您，只求您赐个名分，我们好帮您抵御荷兰人，永远做您的屏障。
这几乎是白送一块面积巨大的海外领土，而且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东入口。 但乾隆皇帝的回应，冰冷而傲慢。 在他眼中，这些私自出海的华人不是拓荒的英雄，而是“天朝弃民”，他们建立的国家不过是“海盗匪巢”。 大清律例明确规定“私自下海者，天朝弃民”，承认他们？ 册封他们？ 想都别想。 一道旨意，关上了所有的大门。
清朝为什么拒绝？ 后世的分析很多。 有人说是因为乾隆朝“防汉”的国策，担心承认这个海外华人之国会成为反清势力的基地。 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根植于清朝统治者内心的极端陆权思维和彻底的海权无知。 他们看不到海洋的战略价值，看不到经略南洋对国运的意义，只把万里波涛视为隔绝王化的障碍。 这种短视，不仅让兰芳寒了心，也让中国错失了一个走向海洋的历史性机遇。
请求被拒，罗芳伯郁郁寡欢，但这并没有击垮他。 这位充满智慧的领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变通”之法。 清朝虽然不公开承认，但同意与兰芳进行贸易往来。 罗芳伯就利用这一点，在整个南洋大肆宣扬：看，大清都跟我们通商了，我们就是大清的藩属！ 同时，他命令兰芳的所有士兵，一律仿照清朝绿营兵的样式制作和穿着军服。
这一招“扯虎皮当大旗”效果如何？ 荷兰殖民者站在边境，用望远镜看到雨林中整齐列队的“清军”，心里直打鼓。 他们不确定攻打兰芳会不会招致清朝水师的南下干涉。 当时的清朝还处于“康乾盛世”的余晖中，国力看上去依然强大。 出于忌惮，荷兰人暂停了入侵计划。 一张精心编织的“虎皮”，竟然为兰芳共和国换来了长达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
在这宝贵的百年里，兰芳的领导人换了一任又一任，从江戊伯、阙四伯、宋插伯到刘台二，一共传了十二任。 他们延续着罗芳伯定下的选举传统，发展经济，巩固国防。 但“虎皮”终究是“虎皮”，它不是真正的铠甲。 它的威慑力，完全依赖于老虎本身是否足够强壮、是否愿意为你出头。
时间来到19世纪末，大清这头“老虎”已经病入膏肓。 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失败，彻底暴露了它的外强中干。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远东舰队一度封锁中国沿海，并全歼了福建水师。 消息传到南洋，荷兰人笑了：一头连自己家门都看不住的纸老虎，还有什么可怕的？ 他们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1884年，荷兰殖民军撕毁与兰芳的协议，大举入侵。 当时的兰芳大统制是刘阿生（又名刘恩官）。他下达了全国抵抗令。 兰芳的民兵们拿起土枪、鸟铳，利用对雨林地形的熟悉，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他们潜伏在丛林里，专门点射荷兰军官，一度甚至将荷兰人赶出了首都东万律。
但是，实力的差距是残酷的。 兰芳的武器太落后了，主要是前装火绳枪和冷兵器，而荷兰军队装备的是后装线膛枪和火炮。 更致命的是，兰芳的弹药储备很快消耗殆尽。 刘阿生火速派人回国，向清朝求援。他们相信，即便过去被拒绝，但此时此刻，祖国总该拉这些海外游子一把吧？
然而，北京的朝廷再次选择了沉默。 清政府正忙于与法国议和，忙着割让越南的保护权，焦头烂额，自顾不暇。 对于南洋这些“弃民”的生死存亡，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或许也从未想过要顾及。 没有一粒子弹，没有一艘军舰，没有任何形式的支援从北方到来。
弹尽粮绝，孤立无援。 兰芳军民的血肉之躯，最终没能挡住殖民者的钢铁火炮。 首都东万律在炮火中沦陷。 存在了107年（或108年）的兰芳共和国，在1886年轰然倒塌。
但有趣的是，荷兰人虽然打下了兰芳，心里却依然发虚。 他们不敢立刻公开宣布吞并这片土地，因为害怕清朝虽然衰弱，但可能仍会做出反应。 于是，荷兰人玩起了傀儡统治的把戏，他们扶植了一个听命于自己的代理人来管理兰芳故地，表面上维持着某种自治的假象。 这一拖，就是将近三十年。
直到1912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朝的灭亡。 第二年，1913年，荷兰殖民当局终于松了一口气，正式发布公告：兰芳地区，现在是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了。 一段由华人书写、充满血性与智慧的建国历史，就这样被殖民者从官方叙事中轻轻抹去，仿佛从未存在过。
今天，如果你去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即当年的西婆罗洲），在坤甸、山口洋等城市，你依然能看到大量的华人后裔。 他们可能已经不会说流利的汉语，但客家话、潮汕话在这些社区里依然通行。 他们过年时贴春联、祭祖时供奉牌位，传统文化以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延续着。 在市郊，或许还能找到一块历经风吹日晒、字迹模糊的罗芳伯纪念碑。 碑文具体写了什么，可能没几个人能完整记清了，但它就静静地立在那里。
罗芳伯和他建立的兰芳共和国缺什么呢？论个人智慧，他能在一百多年前的雨林里玩转全民公投和共和宪政。 论勇气魄力，他能带着四百兄弟在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论治理能力，他能把一片蛮荒之地建设成繁荣富庶的“南洋桃花源”。 他好像什么都不缺。 但历史告诉我们，他缺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在他身后，为他撑腰的、强大的祖国。
把活生生的人定义为“弃民”，只需要一个傲慢的皇帝。 而把荒野变成国家靠谱的配资公司，海外华人先驱们拼尽了一百年的心血与生命。 当南海的风浪再次涌动时，加里曼丹岛上的那块碑，依然在风里站着。 它沉默不语，却又仿佛诉说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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